后来田长霖全家迁往台湾，原本生活富裕的田家，开始陷入窘境，一家十几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睡觉都需要轮换。在田长霖17岁的时候，父亲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逝世，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母亲李润棣终日操持家务，田长霖和三个兄弟在课余兼任家庭教师来补贴家用。终生清廉自守的田永谦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但一句“教育与为人最为重要”的嘱咐却让他们终身受用无穷。

　　1956年9月，就是这个后来被人说成是集能力、精力、魅力与一身的田长霖，口袋里揣着借来的300块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来到美国求学。

　　田长霖：我记得很清楚，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西雅图。我们做了三十几个钟点的飞机，下了飞机之后，我的同学坐飞机转往别的地方，但是我没有钱，用生硬的英语打听灰狗巴士站的地点。我就坐巴士，从西雅图一直坐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要坐七十几个钟点。等我到了路易斯维的时候，可以想象得到，路几乎都不能走了。

　　我下巴士的时候，发现路易斯维黑白分明，我想去厕所，但一看上面写着“只准白人进去”，旁边破破烂烂的角落还有一个，是让有色人种到那边去。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该到哪一个，就站在那儿一直等。后来实在等不及了，才问一个人，我说到底我应该去那边，那个人还很好，他说你第一天到美国，你可以到那个白人的。虽然我是去那个白人的地方，但是我心里面很难过。我是黄种人，我是有色人种，我为什么就要遭到不同的待遇？这些经历给我很深的印象。

　　34年前，没有人会想到那位曾经在公共厕所外面徘徊的年轻人，后来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那时候田长霖靠几十块钱的奖学金，维持全部的生活和学习所需，用了短短20个月的时间，得到了路易斯维大学的工程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个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创造的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

　　田长霖：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奖学金只有55块，第二年我拿了80块。55块钱的美金，要包括你的住房，包括你的吃饭，所以要到最最便宜的地方吃饭，要找最最便宜的住房。第一年连学校的公共食堂我都不能去，那儿还是太贵，我每次都要走半个钟点，到黑人区，到最贫困的贫民区，因为那儿饭比较便宜，我每天都是这样去省钱。我记得，第二年我找到一个残废人，和他住在一起，因为这样租金很低。我那时候还要寄一部分钱回家给我的母亲，所以那时候真正领略到怎么样能够节约。

    绝对不能再叫我“中国佬”

　　身高一米六四的田长霖曾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篮球选手，为此他经常拿自己的身高来开玩笑。他说他无法实现的梦想就是打NBA，因为，“我真的非常努力，只是我的个子却从来不曾向上发展过。”

　　田长霖：第一年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教授叫我“小个子中国佬”，天天他都这样叫我，从来不叫我的名字。

　　有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侮辱性很大的一个名词，你绝对不能接受，这对你的人格、尊严都有所损害。听了以后，我就有很多心理挣扎。我那个时候想，如果我跟我的教授去争辩，他可以把我的奖学金就取消掉了，因为我是跟那个教授做工作的。没有奖学金我可能被驱逐出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这是个人性的基本的尊严，也不能够就这样随便地让它过去。

　　这件事田长霖至今都很少向人提起，他当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痛。他依旧白天上课，而晚上则整宿整宿地徘徊在闪烁的系霓虹灯下，他无法平静，一个21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失眠了，在接下来的28个小时里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睡觉。

　　田长霖：我就去跟他讲了，我说绝对不能再叫我“中国佬”，它很有侮辱性，他说那我应该叫你什么，我说你可以叫我长，叫我霖，或者叫长霖都可以。他说我怎么可以记住你们中国人这么怪异的名字，他的那个表情都是很侮辱性的。我那时候也很气，这是一个美国老教授，我说不管你记不记得我的名字，不管你怎么叫，但是惟一的一点我要坚持的，就是你不能再叫我“中国佬”，这是一个侮辱性的名字。

　　21岁的田长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接下来10个多月的相处中，那位教授再也没有叫过“中国佬”，但也没有叫过田长霖的名字。